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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以及新技术的深刻变革，孙正聿教授的学术方法论自觉彰显了其特有的理论力量。在我看来，这一方法论自觉的核心可概括为：哲学研究之基本路径应致力于用概念“凝练”时代问题，用理论“活化”现实关怀。近年来，孙教授围绕如何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背景下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展开了具体研究，让这一“用概念‘凝练’时代问题，用理论‘活化’现实关怀”的研究方法有了现实可行的理论抓手。借此机会，我将围绕孙教授《人何以为“类”》一文，谈一点学习其哲学方法论的体会。
哲学的基本任务：“概念化”时代问题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不是书斋里的智力游戏，而是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切回应。黑格尔以“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定义哲学，马克思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表达了相近的哲学观。孙教授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思想传统，并进一步将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概括为“时代问题的‘概念化’”。
当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已成为哲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如何以哲学的方式反思这一特殊的技术问题，既是一个时代难题，也是一个提炼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的重要契机。面对以ChatGPT、DeepSeek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深层焦虑——它究竟是工具、伙伴，还是潜在的“另类”存在？它将对人的本质、人类文明走向产生何种颠覆性影响？孙教授没有停留于现象描述或技术伦理的浅层讨论，而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命题：“人是类存在物”。他以《人何以为“类”》这篇力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范式和命题来回应新的时代课题。
展开剩余74%核心概念的激活与重构：“类存在物”作为时代分析的“普照的光”
面对人工智能这一前所未有的“人造物”，选择从哪个“概念”切入进行哲学反思，至关重要。孙教授从马克思“人是类存在物”这一命题出发，体现了其“概念化”方法的第一步：为时代课题寻找并确立一个具有根本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
在孙教授看来，“类存在物”中的“类”，绝非生物学分类意义上的“类别”，而是人之为人的独特规定性，是使人从根本上与万物区别开来的“类特性”。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类存在物”的参照系发生革命性扩展：从传统的与“自然物”“动物”的区别，急剧延伸到与人类自身创造的、似乎具有某种“类能力”的“人工智能”的对照与紧张关系中。于是，“人何以为‘类’”这个古老问题，在AI（人工智能）时代被赋予了迫切的、关乎人类自身命运的新思想内涵：在可能出现的“非人”的“类存在物”面前，人类的“类特性”究竟何在？人类文明的独特性与未来又在哪里？
由此，“类存在物”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哲学定义，而成为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分析枢纽。孙教授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四重“互反规定”的概念演进逻辑，揭示人工智能时代的深层矛盾。
概念的逻辑展开：四重“互反规定”中的时代精神透视
第一重规定：“类存在物”与“自然物”——确立人类文明的自然根基与超自然使命。孙教授首先强调人类源于自然，是“没什么特别的动物”。这确立了反思的唯物主义起点。然而，笔锋随即转向“类存在物”的“超自然性”：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了“历史”与“文明”。这一双重规定引出了AI时代的核心张力：一方面，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另一方面，人类凭借其“超自然”的创造能力，已造出了可能“另创新局”的AI。在这里，“自然”与“超自然”的矛盾，被具体化为“人类文明”与“可能颠覆人类文明的AI”之间的历史性关系。孙教授由此提出时代课题：如何在发展AI的同时，确保其服务于（而非颠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便将技术发展问题，提升到了人类存在方式的哲学高度。
第二重规定：“类存在物”与“动物”——澄明“类特性”的本质即“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是界定“类”的关键一步。孙教授紧扣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正是这种“自我意识”和“对象性”活动，使人构成了“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世界，并创造了文明。与此相比，AI无论多么智能，就目前而言，都只是依据数据和算法进行的“计算”与“重组”，缺乏基于生命体验的“自我意识”。因此，当前的AI尚不是“类存在物”。然而，这一规定也尖锐地提出了未来的“可能性”问题：如果AI获得“自我意识”呢？通过对“动物性”与“类特性”的辨析，孙教授既划清了当前AI与人的本质界限，又为思考AI的终极形态和潜在风险预留了严肃的哲学空间。
第三重规定：“类存在物”与“人造物”——揭示人类活动的“美的规律”与文明的历史性。“人造物”是“类存在物”对象化活动的直接成果。孙教授强调，人的生产不仅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更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里的“美”，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融合，是满足人的全面本质需求、通向“美好生活”的深层规律。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造物”的积淀史，一部“感性世界”的创造史。AI作为最具革命性的“人造物”，其意义必须放在这一历史尺度中衡量：它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还是可能异化为一种脱离人的审美与价值、甚至反过来支配人的力量？这一规定，将对AI的评判标准，从单纯的技术效能，深化为是否契合人类文明发展的“美的规律”这一价值尺度。
第四重规定：“类存在物”与“人工智能”——聚焦时代的核心挑战与文明抉择。这是前三重规定的综合，也是对时代的聚焦。孙教授全面分析了AI的“现实”（现状、研发、应用、竞争）与“可能”（极限、风险）后指出，AI已成为当代“新质生产力”的测量器、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和历史发展的加速器。然而，比技术问题更根本的，是“人的自我革命”问题。AI的终极挑战在于它迫使人类必须回答：在拥有如此巨大力量的时代，人类如何“自主于行止进退之间”？孙教授引用中国学者的智慧，强调这需要一种根本的哲学范畴：“标准与选择”。在AI时代，这个标准就是“以人为本”，是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的技术发展、安全控制和公平应用，都必须以此为标准进行抉择。
孙教授的这篇文章启示我们，真正的哲学关怀，不在于追逐新奇的术语，而在于能否运用深厚的理论思维，将时代深处的“躁动”与“困惑”，淬炼为清晰、深刻、具有逻辑力量的概念体系，为人类文明的“行止进退”提供理性的判断。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炒股配资开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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